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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政治改革的党内资源

时间:2019-06-07 00:41:13 来源:互联网 阅读: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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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正面压力,终皆指向推动统治集团进行政治改革。遗憾的是,在正反压力都已经足够巨大的条件下,中共寡头集团却缺乏改革的主动性。缺乏改革主动性的原因在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自私和害怕被清算的恐惧。只要经济还能保持持续的高增长,利益收买还能买到社会各类精英的权宜性合作,暴力镇压还能暂时平息民众的不满和反抗行动,权贵们就既有缓解内外危机和保持稳定的资本,又可以继续从现存秩序中获取暴利,何乐而不为!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中共高层缺乏启动政改的诚意和主动性。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代价小的方式,乃是中共政权顺应大势所趋和尊重民心所向,主动启动渐进的宪政民主化政治改革。即便在六四之后,中共政权也不是没有机会和条件进行政治改革,而是主观上的毫无作为,浪费了客观上的大好机会和有利条件,所谓“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准确地描述了江泽民对政治改革的鸵鸟态度。但是,中共党内并非铁板一块,利益分化和观念转变也必然培育出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党内力量。

一改革乃为党心所向

在江泽民执政的后期,跛足改革的弊端日渐明显,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也大都与政改的严重滞后有关,所以,要求启动政治改革的党内呼声不断高涨。遗憾的是,江泽民对此做出的应对,只是提出了不伦不类的“三个代表”,而仍然拒绝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然而,党内对政治改革的高度关注一直持续着。

在八十年代,中共党内出现过两个决心启动政改的权威文件,一个是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谈话,一个是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报告”。邓小平针对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谈到党政分开、放权让利、废除终生制、加强民间监督和舆论监督等问题,还特别凸出了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尽管基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党内权争的现实,邓小平同时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六四后更强调反对和平演变,但是,即便发生了六四大屠杀,邓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六四刚结束时他就强调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并针对江李体制的倒退,发出“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的严厉警告。

众所周知,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期,乃中国政治改革有希望的时期,他所作的中共十三大报告的精髓,一是全面启动市场经济,二是确定七项政治改革纲领,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秩序尤为重要。现在看来,这两个文件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仍然是来自中共决策层的前瞻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的表现,称之为远见卓识,一点也不过分。尽管在中共第三代中有李瑞环、尉健行等人力主进行政治改革,李瑞环甚至痛言:“共产党不自我改造,死路一条。”但是,第三代核心江泽民,非但没有继承、执行和推进,反而一再搁置、延宕和倒退。

在1999年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之时,老共产党人李慎之写下了《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发出要求政改的强烈呼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任仲夷、李锐、朱厚泽、胡继伟、杜润生等中共老一代也不断发出要求政改的呼吁。江泽民的交大同学联名写了劝进信,意欲用青史留名的政治荣誉感来激励江泽民,劝他用启动政改来确立自己“改天换地”的历史地位。由太子党潘岳组织知识分子写作的长篇《政改报告》,也在精英层内广泛流传。

在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中央党校内讨论政治改革问题已经成为风气,甚至被外界称为“中国研究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团体”。在省部级高级干部的进修班中所作的多次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对启动政改关注率一直排在首位,认同政改乃当务之急的百分比常常高达80%。由中央党校所办的《学习时报》也经常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胡锦涛还派出考察团到西方国家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并邀请香港的一任港督、现任欧盟外交专员彭定康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说,这种非同寻常的做法在海外反响颇大,被解读胡锦涛在政治开放的标志之一。中央党校还邀请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来校作报告,近又与哈佛大学达成的合作协议,意在通过半官方渠道进行政改交流,并为中共高中级干部提供现代政治常识的培训。2001年11月,来自23个省市的100多名私营老板走进中央党校,就时事热点问题接受培训。十六大前,北京曾经举行过“中国的政治变化”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不乏国内外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并讨论了敏感的政治民主、自由以及领导层交接等问题,有“中共少壮派理论智囊”之称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前往参加,并在会上大讲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中央党校的一些知名教授也不断在媒体上呼吁政改,的当数王贵秀教授,他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说:政治改革是“万事俱备,只欠决心”。

十六大之后,尽管江泽民的报告新意寥寥,但是党内和民间对十六大的期望,对中国未来走向的解读,几乎一致认为:化解危机和为发展提供长远动力的办法,无疑是启动政治改革。老共产党员和党内民主派李锐先生,在十六大期间上书中央,沉痛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後,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他还为启动党内的民主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终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的现象;十七大後,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将“全党服从中央”改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同时,李锐老人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建议,主旨是尊重宪法和启动党政分离的改革: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迅速成立“宪法法院”;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此文已经发表于《炎黄春秋》2003年1月号上,仅仅删除了有关平反六四的文字。在中共十六大期间,中央党校离休老干部杜光先生给中共决策层一份长达12万言的建议书,痛陈缺乏党内民主和极少数寡头独断的弊端:政治局常委会的执行权无限膨胀,中央委员会的决策权旁落和纪检权萎缩乏力。要求进行以党政分开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把党的领导置于全国人大和宪法的监督约束之下,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军队国家化。在党内的组织安排上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离,从制度上保证党内民主和改善党的领导。

据2003年1月16日的《南方周末》报道:1月5日,由权威的数据和分析构成的2003中国社会蓝皮书正式公开发表,专家们对今年中国社会的走势进行了一些大胆预测。与此同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名地厅级官员,也针对今年的形势接受了有关专家的问卷调查。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在地厅级官员关注的改革中,列位的是政治改革,36.1%的官员把其视为自己关注的改革;其次是机构人事改革,选择率为24.8%。官员们普遍认为: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分量越来越重,而“扩大党内民主”被视为使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位的因素。对其他社会问题的关注集中在“腐败”、“收入差距”、“失业”、“社会治安”和“农民负担”问题上。这些问题,除了“社会治安”一项与政改的关联度较低外,其他问题的解决皆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

这说明,即便对于正在掌权的官僚阶层而言,在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局势下,也会出于政治感和自身的利益的考虑而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利。因为,对于从政者来说,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运作起码有如下好处:1,政治的公开性与安全性,以避免黑箱政治的阴谋性和残酷性,无论是在朝或在野,避免被政敌利用莫须有的罪名而整肃,更不会有人身安全之虞,象文革时期的刘少奇等人,或象江泽民时代的陈希同等人。即把非人性的野蛮政治变成人性化的文明政治。2,要求健全法治来避免人治政治的随意性。官员的选拔、录用和升迁都将遵守公开公正的程序规则,而不必完全看顶头上司的脸色,避免那种只需要一把手点头就可以升官,避免只通过党组织的生活会就被剥夺全部全力,象胡耀邦和赵紫阳。即把人治化政治变成法治化政治。3,要求公开平等的竞选政治,废除少数人通过黑箱作业主宰权力分配的陋习。通过平等竞争来一决政治上的高下,通过竞争选票来争取执政的权力。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在野者、特别是平民从政者,特别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为自己创造机会。即把少数人在幕后操纵的黑箱政治变成大多数人有机会参与的公开政治。

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来,相对于八十年代的胡、赵时代,江泽民的执政环境已经有了重要的改善,即江的头上没有了作为太上皇的中共元老集团,加之他在巩固自己权力方面的努力又颇见成效,先后排除实力的几大对手(杨家将、北京帮、广东帮和乔石派),完全可以自主地确定其执政方针。毫无疑问,有序地进行政治改革,才能使之超越邓小平的跛足改革而开启真正的江泽民时代。然而,江泽民只是一个权力迷和平庸的坐享其成者,他仍然不敢超越邓小平的跛足改革路线,仍然坚持“稳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十六大上留任军委主席,使人们对十六大的善良期望又一次落空。以目前大陆的国情而论,只要拒绝政治改革,无论怎样为十三年的歌功颂德和全力炒作“三个代表”,也无法使江泽民达到邓小平的地位。

民主化潮流的不可阻挡和独裁政治日益失去道义合法性,世界大势已经如此明朗,而中国又正经历着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民意党心都赞同启动政治改革。在如此国内外环境之下,由于中共独裁体制的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所以其核心决策层,既有极为保守的一面,也有相对进取的一面,那些还有政治抱负的党魁,既要清除党内外的所有挑战者,又要在其权力基本巩固之后,独立地做出超越前一代党魁的政绩,以确立自己的权威和未来地位。比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权力稳固之后,进行了结束旧制度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之作为共产体制的掘墓人而青史留名。再如,毛泽东死后,复出的邓小平在清除掉他的政治对手的同时,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他赢得划时代党魁的地位,邓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左右着江泽民出任党魁的十三年,江泽民不过是前人改革成果上的坐享其成者,也是旧体制和跛足改革的牺牲者——浪费了历史所赐予的可以开创新纪元的大好时机。如果胡锦涛也像江那样无所作为,他就仍然是这样的牺牲者。

换言之,在历史所提供的大变革契机就在眼前之时,一个国家的损失就是短视的权力迷和平庸者上台执政,他们仅仅出于保住权力和既得利益的目的,而无视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毫无政治的感和成就感,只是维持着一种基本停滞的政治局面,如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和中国的江泽民时期,就是典型的停滞时期。

十六大完成了中共的又一轮权力交替,邓、江留下跛足改革的政治遗产,对于新党魁胡锦涛来说,既是阻力更是机会。如果胡锦涛不思进取,邓、江留下的跛足改革遗产无疑是政改的巨大障碍;如果胡锦涛意欲有所作为,江泽民在政治上的保守和僵化,等于把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机会留给了胡锦涛等人。但以目前胡温政权急遽左转的倾向看来,启动真正的党内民主仍然遥遥无期。

令人安慰的是,中国社会20多年的巨大变化,已经为渐进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和民意支持。

二废除终身制和扩大差额选举

中共十六大作为中共第三代的谢幕表演来说,其结果令有所期待的人们大失所望,党内民主建设毫无进展,仍然停留在邓小平时代的垂帘听政的水平。十六大暴露出的制度弊端起码有:1、完全的黑箱作业和极少数人操控,不但排斥了民众的参与和知情权,就连中共党内的绝大多数也无权质疑和不甚了了。2,虽然胡锦涛出任党魁不是江泽民钦定,但仍然是邓小平十年前的政治遗嘱,党内的权力交替并没有完全摆脱钦定传统。3,胡锦涛的接班,因江泽民的留任军头而变得名实不符,仍然停留在邓小平时代垂帘听政的水平。4,由于权力强势者的操控,党内高层私下达成的年龄限制并没有完全兑现,反而造成强势者大大超过年龄界限却继续留任(江泽民),而弱势者不到年龄界限也要被迫下台(李瑞环)。怎么能说是守规则?5,年龄限制也好,任期限制也罢,只是停留在内部的私下的口头协议的人治状态上,并没有写进党章而形成真正的制度化。6,再次重演“枪指挥党”的陈腐戏剧,使党和枪之间的混乱关系继续上演,并没有通过修改党章而得以制度化的澄清。7,差额选举上的倒退。中共从十三大开始尝试的差额选举,为推进党内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开端,遗憾的是,在江泽民时期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差额选举不但没有丝毫推进,反而有所倒退。8,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项举措,特别是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及建设民主法治秩序,尤为重要。而十六大在政治改革上几乎毫无新意。难道这就是十六大的新意和中共在制度化上的进步!如果这种黑箱政治和私下协议也叫制度化,那么这世界恐怕就无需制度化了。

独裁政治的弊端也为胡锦涛等人留下了极大的回旋空间,起码可以尝试如下改革:1,把废除终生制真正制度化,在适当的时期修改党章,明确规定总书记、军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任职期限,多不超过两届十年。这样也可以不必机械地规定任职的年龄上限。2,把党指挥枪的原则作为一项具体的人事制度写进党章,不允许任何人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凌驾于总书记和政治局之上。并逐步废除中央军委主席而只设国家军委主席,终完成军队国家化。3、在选举问题上扩大民主,无非就是不断扩大选择的空间。所以,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一环就是不断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中央一级扩大到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乡、县的党委书记也可以实行差额选举,并做到逐年扩大范围渐进改革。如果党内的差额选举扩大了范围,在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官员和人大官员的选举中,差额的范围就可以擦过党内。关于通过逐渐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来推进党内民主的举措,也应该定出大致的时间表并写进党章。

三推进分权式政改: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法治化,政企分离和启动党政分离

(一)分权改革的法治化

1986年,邓小平在分析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时就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他还说:“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放权让利的改革由此全面展开,从早的中央向地方分权让利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在体制内的权力关系上,出现了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分权让利。纵向的分权是由权力逐级向下分权,如:每一上级权力都多少向下级分权,乡镇政权向村委会分权,城市的区政府向街道分权、街道向居委会分权;横向的分权是政权的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权,党权向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分权,行政机构向立法机构分权。

更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向社会放权让利,政府向企业分权让利,单位化的组织向个人分权让利,行政机关向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分权,司法机关向律师界的分权,居委会向物业管理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分权,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了户籍制的松动,也导致了城市向农村分权(允许民工在城市有自主就业的权利),加之一元化意识形态权威的逐步解体和民间价值多元化的迅猛发展,使曾经垄断了所有权与利的一元国家结构,逐步走向国家与社会相对峙的二元结构。但是,由于政治结构一元化所设置的瓶颈,使放权让利的改革一直处于灰色的模糊阶段,也就是仍然停留在政策性的人治阶段,还无法对各方的权益做出清晰的法治界定,使当下中国的权力关系极为混乱。

作为分权式政治改革的决策,早进行的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让利,确实取得了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卓越成绩。但是,由于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政治结构的一元化没有实质性改革,无论是依据党章还是依据宪法,中央政府都拥有对地方政权的主导权,而实际上的放权让利又导致地方权力的不断坐大。现在,在意识形态劝诱力和中央财政控制力都急遽下降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的主导权主要是通过垄断的人事任免权来实现的。于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变得日益畸形化:财政大包干使地方财政在整个国家财政的比例急剧上升,更使预算外资金的急剧增加,形成“穷中央、富地方”的格局。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央权威效力的贯彻,使上对下的权力约束逐级失效。各级地方政府和各部委,皆把促进本地区和本单位的利益化作为首要目标,而把中央计划和国家利益放在次要位置。从八十年代末就开始出现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畸形现象,在1992年以后愈演愈烈,以至于变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常态。所以,必须尽快通过修宪及相应的配套立法,清晰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与个人(民间社会)之间、政府内部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各自权限。

(二)政企分离的制度化

政企分离和党政分离已经提出了十几年,胡、赵时代正准备付诸实施,但在六四镇压后的整个江泽民时代却进展甚微,只是由于市场化的自发力量,才导致了事实上的半吊子政企分离,而党政分离则毫无进展。十六大后,“宪政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胡锦涛在纪念82宪法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宪法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宪政的核心之一就是以法定的分权模式限制政府权力。

现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化,经济发展本身对政企分离的要求日益迫切,特别是WTO的规则要求政企分离,衡量政企是否真正分离的标志,就是WTO自由贸易规则所要求四大自由是否实现:资金自由、人才自由(很重要内容是人的迁徙自由)、货物自由和服务自由。可以说,完成政企分离的法治化的现实条件早已具备,所以,应该尽快制定可操作的具体方案使之得到制度化的落实。中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在政企分离上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建立政企新关系的具体建议:

1,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婆婆变为公仆。重要的服务就是提供公正健全的法治,特别是以法治来规范政府的行政审批权限,尽量压缩和明确其范围,改变政出多门,多头审批的现状。

2,政府退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让市场成为真正的资源配置主体。即便是对国有资产的重新配置,也应采取市场的方式而摈弃行政的方式。

3,在企业的改造上,政府退出作为企业改制设计主体的位置,而让企业自主进行制度设计,政府只做好外部环境的提供者即可。

4,在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的竞争中,尽量做到不与企业争利和平等竞争。

5,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应该由审批制度变为备案制度。在国企管理上,政府只行使出资人的职责,而不再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

换言之,这种分离,不应该仅仅限于微观的企业层次,更根本的分离应该在整个市场经济的宏观框架中完成,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权全面退出市场,打破国际贸易的行政壁垒和国内贸易的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对市场的管理基本交由相关的法律来完成,使经济基本按照法治经济和市场自身的逻辑运行。前不久,媒体曾经炒作过《行政许可法》(或叫《行政不允许法》),此项法律意在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明确政府行政审批的权限,是落实政企分开法治化的关键一步,应该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在政权与市场的整体关系上实行政企分离,既可以加快市场的法治化,增加其公平性和透明性,提高其合理配置资源的效率,也可以有效抑制愈演愈烈的权力寻租式腐败。政企分离改革的如何,也会直接影响到难度更大的党政分离的改革成效。

(三)真正启动党政分离

至于党政分离改革,也启动于八十年代。当时,中共党内关于启动政改的两个权威文件,都把党政分离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谈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特别是集中于书记,什么事都要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所以,在当时的邓小平看来,“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也正是在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支持下,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才专门强调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七项政改措施,也专门谈到关键的党政分开。

然而,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一直奉行党权至上和党政合一的体制,邓小平强调的“四个坚持”的核心乃“坚持党的领导”,显然与与党政分开的改革水火不容。所以,中国改革难启动的就是党政分离,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可能,起码可以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比如,如果启动政治改革,在初期可以暂时搁置行政权和党权的分立,而从中共制度的权力边缘部分着手,即可以在人大、政协、司法等领域启动党政分离的渐进改革。现政权可以从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部分”获得合法性,该部分曾提出:“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尽管,中共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搁置了人大改革,但在十六大时期再次成为改革的热点之一。

在人大改革中,来自代表的自发地追求权利的独立行使的现象不断增加。现在的人大选举,许多代表们不再充当单纯的举器,而是开始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甚至根本不理会选票上的名单,而是另写自己的意中人。在全国人大会议中,曾经出现总检察长及其报告勉强在投票中过关的现象;在省市一级人大选举中,1993年就有中共推荐的省长候选人落选的现象出现,沈阳市人大代表否决高法和高检的工作报告等,广东人大代表对省环保局官员行使质询权,在湖南娄底市选举出席省人代会代表时,上级安排的候选人市人大主任何翰屏落选;岳阳市新一届市长选举中,候选人也在轮投票中落选。尽管在中共的操控下,落选者在第二次投票中当选,但这两次选举经过媒体的传播,迅速产生了全国性影响。说明了权利意识的觉醒扩展到人大代表之中,更扩展到国民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在2002年12月30日发表了署名文章,公开对现行的选举制度提出质疑:选民连候选人是谁都不清楚的选举,还是选举吗?文中还以肯定的口吻说:在中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下,一般的老百姓“投弃权票是的选择”,也就等于肯定了国人与现行选举制度的不合作态度。近几年,广东等地方进行了人大的体制和功能的改革,旨在加强人大在立法上和监督上的权力,已经把人大独立作为改革的未来方向。这样的人大改革完全可以在地方上普及。执政党可以由乡县一级开始逐步退出对人大选举的操控,先赋予地方人大以独立的立法权和监督权,然后逐级递进地进行改革,是全国人大。

同时,按照《宪法》第33条之平等对待的规定,现在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严重违宪,比如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和30%的城镇市民,在人大代表占有名额的比例上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25%和75%,即每96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26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而河南、河北等12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同时,近些年,在政权日趋资本化的推动下,人大代表中的党员比例和强势阶层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九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6000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70%以上,身份构成大多是干部、大款和政治分子,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农,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19%。而所以,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必须纠正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的严重歧视,大幅度消减中共党员所占比例,多不得超过30%。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就等于是变相的党员代表大会。

全国政协中的各民主党派也一直在争取独立性,可以在政协里现有党派的范围内,进行政党独立的改革实验,即从各民主党派的自筹经费开始,逐步过度到所有政党的经费自筹,因为各政党的经济独立是现代政党制度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党国不能合一,党产和国家财政不能混淆,应该有明确的界限,执政党成员在人大和政协中名额应该有明确的上限,不要超过50%。而这一切,必须通过制定《政党行为法》来使之法治化。同时,要尽快制定《监督法》、《信息自由法》、《公务员法》等配套法律,现行的《政府组织法》也要做必要的修改。

(四)司法独立化

党政分离改革的另一个领域是推进司法独立。如果从八十年代算起,呼吁司法独立也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九十年代的现实是,律师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民告官立法出台和民告官的诉讼案件逐年增加,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和庭审方式的渐进改革,公检法人员及律师的考核制度的初步成型和司法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中国和西方在司法改革上的合作也日益频繁,皆为推动司法独立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要求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民间压力非常强大,宪法的司法化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民间呼声也日趋高涨……形成了司法独立的良好的内外条件。

现在,进行的司法独立改革,起码可以先从如下方面开始:

1,在对腐败案的司法处理中,逐步减少中共纪检机构对司法部门的领导和干预,改变由纪委出面主持的联合办案模式,尽量让司法机关独立反腐败。

2,逐步淡化中共政法委体制对公检法统一领导。

3、废除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的传统方式,使三家司法机构相互独立和相互制衡。

4,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是法院的独立和地位提高,重点要加强法院的垂直管理,实现法官人事权、法院财政权的独立。

5,加强律师的独立性和对案件审判的影响力,使之真正成为司法中的独立一元。

6,推动司法程序正义的实现,在起诉条件、设置专门法院和小额诉讼法庭、建立诉讼费用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降低司法准入的门坎,保证司法过程中的程序完整和平等对待,使司法的实质正义切实转化为可操作的程序正义。

7,立法和司法之独立的根本环节,乃在于法治精神的改变,特别是宪法的修改,应该遵循现代文明之立宪精神的核心原则:保障自由的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和限制政府的权力,即由维护党权为主向保障民权为主转变,也就是由重义务向重权利转变。

另外,适于进行党政分离改革的领域,是已经实行多年村民自治的广大农村,民选村委会完全可以胜任基层管理的职责,党权应该尽快从基层农村撤出,起码是让民选村委会完全独立地行使行政权力。

中国的政改应该以建立现代宪政文明为核心,首先需要建立现代宪政的观念及其法治落实:

1,保障基本人权乃为立宪首要目的的观念。政府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建立的,中国宪法至今没有把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是今后的修宪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人权的法治化保障,也就是把每一项人权转化为具体的宪法权利。

2,国家权力来源上的人民主权观念,即民主的观念。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主权者和代理者的关系,而不是相反。尽管目前的中国宪法有所谓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具体条款而变成了一种语言装饰。在修宪时要改变这种装饰性的笼统表述,而形成可操作的具体条款,也就是要通过修宪具体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3,有限政府的观念。为了保障人权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要在修宪中清晰界定五大涉宪主体,即执政党、政府、代议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民众的各自权利,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自权限。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特别是明确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具体权限,所有涉宪主体的行为都必须遵守宪法,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权力。

以上三者的关系是:保障人权是根本,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为手段,是为达成保障人权这一根本目的的制度安排。多数人的人权要保障,少数人的人权也要保障。

这一切党内的政改资源,皆为胡锦涛在后江时代推进政治改革提供了充分的党内合法性,他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地突出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的遗训,打出十三大的政改旗帜和党内要求政改的党心,借此扭转跛足改革的偏向,使中国的改革在新旧世纪之交进入新纪元,真正开创一个不同于邓江时期的新时代。

持续积累的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反面压力已经接近超负荷的程度,民间的财富和权利的自发扩展的正面压力也已经普遍化,经济增长和民众温饱还能维持,要求政治改革的党内外呼声持续高涨,民间心态日趋理智成熟……也就是,在进行民主化政改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如果现政权能够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改,哪怕是以中共不丧失执政地位为改革目标(类似日本式的一党独大),哪怕像当年的孙中山那样定出阶段性的大致时间表,用极为慎重的分阶段的点滴改良的方式进行,当然是极为明智的决策和善政,肯定获得主流民意的支持。然而,无论现政权有无进行政改的诚意和魄力,我们也就有理由对前途抱有乐观的期望:因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本钱和有利条件,绝非仅仅来自当局的明智和魄力,更是来自20多年的变化所积累的巨大民间资源和有利的国际大环境,自由经济的日益扩张和民间社会的自发拓展、国际大环境和主流社会的外力推动等正面压力,与社会危机持续积累和独裁制度合法性的急遽流失的反面压力所形成的合力,也将在不远的将来开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孟子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古老的政治箴言,已经提示出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未来方向,这是新一代中共执政者应该汲取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智慧,只需再加上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个人自由,变成“个人为本,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就将成为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箴言。

(文化责编:小飛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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